最低工資的社會代價 - 雷鼎鳴

唔知有幾多支持最低工資既議員睇過"最低工資研究的權威紐麥克（David Newmark）與華沙爾（William Wascher）"既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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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怎地，近年我到殯儀館的頻度頗有增加，常在那裏與多年不見的朋友重敍。月前有位遠親過身，我到靈堂拜祭後枯坐，極感無聊，唯有與身邊一位不太熟的朋友討論時事。這位朋友多年前偷渡來港，白手興家，管理着一所做裝修生意的中小型企業，對中港兩地勞工市場十分熟悉。也許他誤以為我支持最低工資立法，竟忍不住對我「直斥其非」，說他不明白為什麼社會中有人讀了這麼多書，仍然如此沒腦，要搞最低工資。工資若被逼增加，僱主不可能繼續聘用那些他們認為不值這個工資的人，有些人會失掉工作。

大財團屬得益者

這位朋友認為支持最低工資的人沒腦，我覺得有正確及錯誤的部分。正確之處是絕大部分支持的言論都天真爛漫，建基於意識形態的空談，不理會科學實證的結果，亦不知務實為何物。他們的「理據」不外乎是香港貧富懸殊、窮人生活困苦、老闆剝削及人民生活有其基本需求等。我相信沒有經濟學家會願意見到窮人生活困苦；老闆若真的剝削，我們未必鳴鼓而攻之，但卻會致力改變制度，使到剝削不可行，但最低工資可解決問題嗎？

有了它，就算有些人薪金可獲增加，最無工作能力的弱勢社群或青少年若果因此而失掉職位，怎麼可能紓緩貧富差距？我下面亦會解釋，近年一些研究發現，大財團往往是最低工資的得益者。縮減貧富差距，真是從何說起？！僱主若不願背起罵名，要與剝削劃清界線，干脆解僱部分員工，互不相關，你能說他們在剝削嗎？至於所謂基本生活需求，更是陳義過高。馬列經典認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特點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社會主義則按勞分配；資本主義應該是按勞動市場的供求規律辦事吧？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的終極理想，我十分嚮往，但可惜已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中證實行不通，香港竟有紅頂商人提出，使人奇怪。況且今天就算是區區四千元的月薪，以購買力計算，已等於我童年時代家中不可期望的高收入，我們憑什麼說這低於所謂的基本需求？

從務實的角度看，只要我們知道最低工資會導致我們最想幫助的弱勢社群集體失業，支持最低工資的論據，幾乎全部立刻崩潰！

最低工資會導致弱勢社群及青少年失業這一觀點，從來都是經濟學的主流結論。九十年代初有卡德（David Card）與克魯格（Alan Krueger）通過一些實證研究，對此說提出了挑戰，並從而引發了最近十多年大量的新研究。

2006年10月6日我在本報發表過一篇文章《最低工資缺乏學理依據》，便討論過學術界對卡德及克魯格二人研究的批判。「照肺」的結果是，卡克的結論只是建基於他們用錯了數據及方法，在此不贅。

我撰寫上述文章時，並不知道最低工資研究的權威紐麥克（David Newmark）與華沙爾（William Wascher）快要發表一篇關於這題材的檢閱文章。在2006年年底，我碰到芝大經濟系公認的系內第一天才型經濟學家，得過克拉克獎的梅菲（Kevin Murphy），他向我大力推介這篇長達百多頁（網上很易找到）的巨著，認為這是總結最低工資研究最全面及持平的文章，我找來一看，果如其言。紐麥克及華沙爾二人檢視過近年近百篇用千奇百怪的方法與數據研究最低工資的嚴肅論文，涉及美國、英國及巴西等十五個國家的經驗，發現三分之二的研究都發現最低工資導致失業。不過，因為這些文章研究的方法與數據質量頗有參差，他們二人再精挑出十九篇經得起考驗的論文，其中十八篇量度出最低工資的確破壞就業，一篇則說沒有。後者的作者，正是卡德及克魯格二人，紐麥克與華沙爾可算是十分客氣，給足二人面子了。由此我們可見，認為最低工資會導致弱勢社群失業的結論，得到近年實證研究壓倒性的支持。

這個結論，可摧毀大部分支持最低工資的論據，但並非全部。年前我讀報發現，有位頗為有腦的傑出工會領袖發表了一個可起到如封似閉作用的有力觀點。他首先承認最低工資會導致失業，但他接着指出，勞動市場的需求彈性甚低，所以最低工資對工人仍然有利。他的意思我可作如下理解，假設最低工資的設立或增加使到弱勢社群薪金上升10%，但就業人數只下降了4%，（亦即需求彈性是0.4），那麼工人的總收入仍可上升6%，除笨有精。

低估對弱勢社群殺傷力

這個觀點的確比那些昧於事實，拒絕承認最低工資導致失業的來得高明，早期關於最低工資的研究也的確有些估算，認為勞動市場的需求彈性甚低（0.2或0.3之間），近年的研究卻差異頗大，可高達1.7左右。

對工會領袖採用經濟方法與結果，我當然十分高興。可惜這位工會領袖是完全誤解這些需求彈性數字背後的意義了，他得到的結論也是遠遠地過於樂觀。我們可用以下例子說明：

假設最低工資原本是4000元，但政府立法把它增至6000元，即50%的增幅。在未增加前，共有弱勢社群一百人，其中五十人收入在4000至6000元之間，餘下的五十人在6000至8000元之間。增加最低工資後，較高薪不是這麼弱勢的後者飯碗不會被打破，但更弱勢的五十人則有部分會失業。假設失業的是四十人（原本月薪只稍低於6000元的或尚可保住職位，因為有些僱員被炒後，餘下的要負起更大的工作量，所以僱主願意留住他們。）。

從以上例子看來，最低工資增加50%，弱勢社群的就業表面上只是下降了40%（由一百人降至六十人），所以需求彈性是0.8，似乎不高。不過，正確的計算應只集中在真會受影響的一群，亦即五十個最低薪人士中有四十人失業，真正弱勢社群就業人數下降了80%，需求彈性是1.6（其實對於本來薪金有5000、6000元的人來說，工資升至6000元並非50%的增長）！紐麥克與華沙爾也特別在文章中指出這種常見的錯誤。

上述的誤解，可能使一些工會領袖及政府低估了最低工資對弱勢社群的殺傷力。就算在某些學術研究中，錯誤的方法也導致過一些勞工需求彈性偏低的估計。例如美國除了有聯邦的最低工資外，各州亦有自己的最低工資。後者一般遠高於前者。美國聯邦政府就算增加了最低工資，也不見得能超過州的最低工資，所以對就業根本不可能有大影響。有些研究以此為據，認為增加最低工資對就業無害，當然有點誤導；又例如關於英國的研究，有人以為最低工資殺傷力不大，原因之一是他們只注意到它的即時影響，而沒有理會對就業的負面影響，一般需要一年或以上才充分顯現。

上述只論及最低工資對弱勢社群的總體殺傷力，但它對不同人等的影響卻更為複雜。我們可用幾種情況說明問題。

首先，假設香港只在保安及清潔兩工種設立最低工資。這點頗似1993年以前英國有工資委員會（Wage Council）的做法，最低工資並不覆蓋所有行業。我們可以預見，這兩行業就業人數會下降（例如不少私人屋苑的業主委員會肯僱用這麼多保安嗎？一些酒樓不會改用洗碗機嗎？），但行內失業率不一定劇增，原因是部分失業工人會跑到別的行業去，從而壓低其他行業的工資。

第二，假設全港各行業有劃一的最低工資。從僱主的角度看，橫豎要付出較高工資，為什麼不集中僱用工資本來較高工作能力強的人。生產力低的員工會首先被開刀，成為受害人，但較高技術的卻是得益者。不少工會會員技術較高，所以他們支持最低工資不足為奇。我們可以說，最低工資是把財富從最低下階層轉至中低下階層的一種劫貧濟「富」工具。

第三，不同公司僱用低技術勞工的比例差別頗大。我們可以斷言，中小企一般較為倚靠低工資的低技術勞工，大公司大財團的則不會。最低工資實施後，這些中小企必須解僱部分勞工，而且因為成本上升，還要減少生產並且產品要加價。大財團沒有這問題，它們部分還可因為中小企經營困難而搶奪更大的市場佔有率，成為得益者。所以我相信有部分大企業不會反對最低工資。

從以上分析可知，最低工資的受害人是低技術的弱勢社群及大量僱用這些勞工的中小企，得益者卻是中低技術的勞工及大企業。中產階級一般遠高於最低工資，所以不會直接受害，但因最低工資會推高物價，也不能說完全不受影響。又因失業往往是造成社會不穩的重要力量，所以整個社會尤其是政府也可受到牽連。

最低工資對經濟及就業究竟會帶來多大的衝擊？答案當然要視乎最低工資設在什麼水平。據我觀察，政府對這方面有認識的政務官為此正憂心不已。我們只要分析一下今年第二季各收入群組的人數，便知政務官的擔憂絕非無的放矢。有些利益團體「獅子大開口」，最低工資要設在7000多元的水平，有的則說可設在6000餘元。

港GDP每年料損失過百億

我們先假設是6000元。就業收入每月6000元以下的共六十四萬九千人，其中可扣去二十四萬左右的外傭及部分非全職僱員，後者可用十六萬人左右作為參考數。由此推算，受失業威脅的低技術勞工大約二十五萬人，他們當中部分人可通過更忙碌的工作而保住職位，但因香港的勞工面對特大的競爭，被外地勞工或機器替代的可能性很高，所以我估計大約有二十萬人要失業。按照他們工資的分布情況而論，最低工資每推高100元，失業人數便再增二萬人；若最低工資設在5000元，據我推算新增失業人數或可在五至八、九萬人之間；如果設在4500元，則失業問題微不足道。我這些估算，可能比政府更為樂觀。

二十萬弱勢社群中人失去職位，對總體經濟有多大影響？我曾用香港人口普查及其他數據估算過，一個完全沒受過教育及沒有工作經驗只靠體力勞動，男的生產力大約每月3800元，女的有3000元，但弱勢社群並非都是文盲或全無工作經驗，男女平均每月可生產4000元以上。二十萬人每年可產出稍多於100億元的價值。他們若失業，每年香港GDP會損失過百億元，亦即三分二個百分點，說大不大，但也絕非小數。

最低工資不會對GDP帶來無可承受的衝擊，但卻足以引致弱勢社群及青少年大量失業，造成社會不穩。與「負入息稅」等其他工具相比，它不是紓緩貧富差距的有效工具，正如紐麥克與華沙爾在2002年另一項研究中發現，最低工資使到財富從窮人流到其他窮人，而不是從有錢人流向窮人。我相信政府專業的政務官對最低工資的影響心知肚明，但如何平衡其專業判斷及某些政客所說炮制的「民意」，不至於有如幾年前美國攻打伊拉克時反戰的專業意見集體失音，則要政府自求多福了。

「解牛集」作者包括：

鄭國漢 （科大商學院署理院長）
雷鼎鳴 （科大商學院經濟系教授及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梁兆輝 （科大商學院經濟系教授，芝加哥大學博士）
陳家樂 （科大商學院財務系講座教授及系主任）
李家濤 （科大商學院組織管理學系教授及系主任）
顏至宏 （科大商學院財務系教授）